在魏翔看来,中国当前需要的不是增加假期总量,而是合理安排一年内的假日结构安排,释放出更多的“结构效率”。他认为,虽然假日增多能提高消费,但同样会带来负作用(如挤占生产时间、降低收入、变相拉大收入差距和对社保产生压力等)。因此,在落实好带薪休假制度前提下,可以用“分散式休假”代替“黄金周”。
别小看休假这个生活行为,它和国家经济发展效率相关。
不过,魏翔领导的中国假日经济测算课题组经过两年的研究后发现,虽然总体上人们休息时间在增加,但休闲观念和休闲质量十分滞后,休息后刺激的产出效率低,“每人每小时产出的GDP在国际上排名还比较靠后”。
因此,劳动者与其说需要“黄金周”,不如说渴求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渴求更高的劳动效率和收入。让休假变得不再奢侈,这才是当前的大问题。
然而,“黄金周”表面上是旅游问题,深层次上则是涉及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社会问题。很多劳动者支持保留“黄金周”,甚至希望“多增加几天”,原因在于只有通过公共假期制度的刚性约束,才能确保相关企业落实好员工的休假权利。在其他时间内,劳动者特别是很多低收入劳动者需要考虑休假后收入如何保证的问题。即便是带薪放假,能获得基本工资,但没有绩效工资、没有奖金,他们的损失如何弥补?
“休假制度演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劳动效率提高,劳动效率又是由科学技术进步决定的。”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对记者表示,比如,由手工作坊改为生产线后,人们有了更多闲暇时间,就有了休假条件。
放假与休闲的属性有所不同。魏翔认为,放假具有刚性属性,一般来说“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而休闲质量是柔性的。一方面,由于假期与国家经济增长率相关,如果国家经济形势不好时,人们的休闲质量也会受影响。另一方面,休闲质量还与劳动收入、劳动效率、社保制度、医疗改善等紧密相关。比如收入就是决定休闲质量的重要一环,“如果问人们愿意放弃多少收入来增加一天假,人们恐怕很难确定。”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表示,当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们旅游休闲娱乐需求持续增长。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通过假日经济刺激消费、拉动经济、促进国内旅游发展,成为共识。同时,“黄金周”给予老百姓充足的休息时间,刺激人们的经济思维从“积累型”向“积累—消费型”转变。
中国现行休假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周休息一天,到后来每逢大周末休息两天、小周末休息一天,到1995年后“双休日”出现,到1999年“黄金周”问世,再到2008年出现3个中国传统节日假期,2015年出现 “2.5天休假模式”……假日天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上升而逐渐增多。
原标题:中国人假日越来越多了 “共时化”休假现象突出
“我们的仿真测算显示,在各种参数情况下,对不同行业,在某个月内不论是出现‘长节日’或‘短节日’,还是同时出现这两种节日,‘分散式休假’都是一种优化的休假模式,能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魏翔说。
从数字上看,中国目前全年公共假期天数和美国相差不大,放假天数基本合理。
休假变迁契合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人假日越来越多了(深阅读)
除了文化产业,旅游休闲、运动休闲、娱乐休闲、养生休闲等都是提升人们休闲质量的休闲产业类型。王琪延认为,中国休闲产业依然处于发展阶段,未来会有很大潜力。
此外,休闲教育缺乏,也让很多人不懂得怎么休闲。什么是休闲教育?王琪延举例说,比如你想健身,却不知道怎么进行,就需要花钱请教练,教练的工作就是休闲教育。“如果说传统教育教会了人们如何生存,那休闲教育就是教会人们如何健康地生存。”
魏翔认为,应将休闲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同时,对于一些开办艺术街区、儿童游艺馆,为城市功能提供配套服务的企业,政府应给予足够支持。
“休闲时间是沟通国家和个人的桥梁。简单地说,人们怎么生活,我们的国家就会怎么发展。”魏翔说,因此,休假制度的出现,主要是为了保护劳动者权利,同时倒逼劳动效率的提升。
王琪延则对中国在2020年前基本实现带薪休假保持乐观。他认为,到2020年后,全国人均GDP将突破1万美元。劳动效率和收入增加后,人们会增加自我技能提升、休闲教育方面的支出。但他强调,目前需要做好两点:首先是各方要尽快转变观念,认识到提升生活幸福感,需要合理的休假休息时间。其次,完善带薪休假制度实施细则,确保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人们休闲质量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
休闲产业发展不充分是另一个原因。魏翔举例说,日本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后,人们的收入和自由时间增多,但同时精神疲劳也在上升。动漫产业应运而生,在缓解人们疲劳、激发创新活力方面提供了很大帮助。
人们最为熟悉的“黄金周”在1999年形成。国务院修订发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决定,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休息时间与前后的双休日拼接,形成3个7天长假。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